在199年年初的一则日记中，王国鼎是这样总结难忘的198年的：——“革”的终结，让中国孕育了多种多样的可能性。物质仍然匮乏，人们的内心却充满希望。

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邓平在讲话中进一步阐明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科学的春天来临了。在经过反智主义的“革”之后，知识人终于扬眉吐气。流行语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一个不问政治，专注于数学的青年学者陈景润，成为大众偶像。

知识分子要发言。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章。作者是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胡福明。此刊发，对思想化领域的“左”是致命一击；“凡是派”教条主义的思想牢笼，也因随之而来的“真理标准讨论”打破。一篇学术章，竟如此深刻地影响了历史进程。在“实践”的旗帜下，改革获得了理论正名。（我以后要写章，就写这样的章）

4月5日，**中央决定为右派“摘帽”。9月党中央批发《关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全国数百万右派和他们的直系亲属，从此告别了“贱民”的命运。（父亲的帽子年底也摘掉了，但他却再也不想当什么官了，他教书最好。）

年底，“四五运动”获得平反。随后举行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大会要求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指出实现现代化是一场广泛、深刻的革命，全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

在外交领域，中美建交，但长期受惠于中国的越南和阿尔巴尼亚与中国“划清界线”。越南不断出兵，骚扰中越边境。（像越南这种忘恩负义的东西，应当出兵教训它！如果我是国家领导人，就把这个越南从地球上消灭。）

是年10月起，千万知青大返城运动开始。（万幸，钟可人早在年前就返城了。）

12月，安徽凤阳岗村的想要吃饱饭的18户农民摁下血手印签“生死契约”，分田到户，拉开了中国农村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序幕。

那时，邓平正在日本开始他的取经之旅。倾心于日本的技术和管理的他，对记者：“我是来寻找长生不老药来的”。

年轻人开始改变中国街道的颜色。喇叭裤和蛤蟆镜，卡式录音机，取代了绿军装，红袖标，语录本。（钟可人也给我买了一条喇叭裤，可我哪里能穿得出门？）——看罢这则日记，王国鼎不由得笑了。他想到了198年那个激动人心的岁月，想到了他和钟可人的幸福。就在写下这则日记不久，他就和钟可人结了婚。

正在想着钟可人，任明霞突然又跳进了他的脑海中。

王国鼎摇了摇头，心想，不应当，不应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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